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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19-03-28 10:46

  1957年的三月,正是莺飞草长的时节,两路口马路两旁盛开的白玉兰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芬芳。头一次去重庆图书馆报到的张庸换上了崭新的中山装,他心里美滋滋的,心想,以后可以免费看书了呢!在这个全市书籍最多的地方,满屋的书香,不知不觉就陪伴了他近三十年

  今年93岁的张庸老人是重庆图书馆资历最深的馆员之一,他与重庆图书馆的缘分一直持续到了下一代,61岁的女儿张建宇是“图二代”。父女俩把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都留在了重庆图书馆。张庸至今还保持了一个习惯——他每天要做报摘,细心地编上字母名录,就像他当年在图书馆一样

  来到重庆图书馆,他才了解到,这里的藏书竟然如此珍贵和丰富。原来,抗战时期中央图书馆迁返南京后,除了将该馆在渝馆藏全部移交给罗斯福图书馆外,又接受各方捐赠、交换、购置,不仅藏有中文和外文图书16万多册,中外期刊400多种,且拥有大量珍本、善本,其典藏量在当时全国仅有的5个国立图书馆中名列前茅

  然而在1950年代,很多人还不了解重庆图书馆,办证读者不到一千人。他和同事们走上街头,在解放碑、两路口,散发油印的传单。“图书馆收不收费呢?”“那些书可以卖吗,多少钱一本?”是张庸遇到最多的问题。慢慢地,读者多了起来。馆门口立有一块宣传栏,只要有新书到,就在栏上写出来。经常有人掏出钢笔认真记下书名,要是遇到一本特别中意的书,就像小孩子得到一件心爱的玩具,高兴得手舞足蹈

  最初的读者证外形与银行存折相似,来借一次就登记一次,规规整整写上书名、借阅日期、归还日期,每次可以借3本书

  很多单位缺乏生产资料,就来图书馆查阅,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。因为罗斯福图书馆是联合国资料寄存馆,美、英、日等国的外文书籍和资料都有。“西方国家实行经济封锁,有的新书不愿卖给咱们,就通过香港购买,复印出来在国内传阅,这些秘密资料是不能公开的,必须凭单位介绍信才能借阅。”当时张庸还曾帮读者向莫斯科图书馆、列宁图书馆借过书,但中间必须通过北京图书馆“搭桥”,中转一道。往往要历经一个月,才能收到从国外寄到北京,又寄往重庆的图书

  当时进进出出图书馆的,相当一部分是工程师、医生、科技人员。张庸记得,重庆第一台民用缝纫机出自磁器口的一家工厂,设计者就经常来图书馆查阅资料;重庆第一辆客车出厂,也与图书馆有渊源。发动机如何设计,车型如何?都是在重图里一边查资料,一边讨论出的答案

  图书馆阅览部专门开辟出五个小房间,供这些研发人员使用。他们整日泡在这些特殊的阅览室里,书籍和图纸摊开铺在桌上,带着干粮,能从开馆到闭馆呆上一整天。图书馆工作人员走路都踮着脚,生怕打搅了他们。里面通常安静得只听得到书页的翻动声

  让张庸特别自豪的是,在粮食紧缺的年月,袁隆平研发杂交水稻的团队去海南学习之后,也来图书馆查阅过资料。“新中国的建设,咱们图书馆功不可没啊!”时至今日,老人提及此事,喜悦还溢于言表

  张庸在图书馆科技部,全国所有的科技类报刊杂志都汇集到他这里。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找到需要的书刊,查到所需资料,他把每一份报纸、杂志都看完,细细筛选,把精选出的内容向读者推荐

  张庸在巴掌大的卡片上写下摘要,邮寄给读者,读者收到后,看到哪些有用,就会来图书馆借书。不方便来的,则委托工作人员复印了寄过去

  可更远的读者怎么办呢?张庸就把摘要汇编成一本农业参考资料,在国内发行了5000多册,全国各地的农村夜校、生产队、农科所,都有重庆图书馆的读者,连北京图书馆都来信索要资料,作为收藏

  凭着张庸提供的信息,天南地北的读者获得了丰收,把他们的新产品寄到重庆图书馆以表感谢。茄子、海椒、土豆,一个个圆滚滚的,个头硕大,用麻袋装着堆放在图书馆门口

  重庆的养猪户写来感谢信,“你们的资料太用了,我终于喂出了肥猪。等过年,请你们来喝刨猪汤!” 还有一位读者信中说,“红薯存储不当容易坏,看了你们推荐的书,红薯就再没烂过了,保住了半年的口粮呢!”“村里每逢一三五,都要在全村广播你们的书刊摘要呢!”在灯下,张庸一封封地拆开读者来信,感受字里行间传递出的喜悦。工作近三十年,他收到的读者来信,加起来有几大捆

  张建宇从小就在书堆里长大,1978年进入图书馆(枇杷山总馆)工作。1983年,罗斯福图书馆原址修建了新馆,重建的5层大楼窗明几净,是周边最高的建筑

  张建宇负责图书采编,她发现,最初小说类书籍最受欢迎,到了1960年代,科技、工业类、农业类书籍受到热捧。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,公共服务、教育、马列著作、哲学书的需求多了起来,特别是外文书籍刮起一阵旋风。这个时候已可直接去外文书店采购,还会去到香港书展进行采购,不用再在北京“中转”

  1990年代,图书馆开始逐渐进入电子化,张建宇和同事专门去深圳学习电脑编目,一有新书,就用电脑输入系统,老的目录柜被电子查阅所替代。进入新馆后,完全实现了电子化,“存折”读者卡变为了电子芯片卡,开通了重庆数字图书馆,打造了“一卡通”通借通还服务,并且将馆藏抗战文献全部实现数字化

  2008年11月,罗斯福总统孙女安妮专程来重庆罗斯福图书馆,捐赠了一套关于罗斯福总统夫妇的资料。2011年7月,她再次来渝,捐赠了爷爷的头像,这也是罗斯福家族送出的唯一铜像。安妮对重庆图书馆的变化表示惊叹

  感到惊叹的不止安妮一个人。2007年,重庆图书馆新馆在沙坪坝区凤天路落成,当年八十高龄的张庸开心得像个孩子,在电子阅览室、报告厅,走了好几个来回都看不够。“美极了美极了!”他连连说了好几遍

  张建宇也退休了,但对图书馆的发展如数家珍。偶尔,天气晴朗的日子,她还会牵着爸爸去重庆图书馆逛逛,翻翻书,那里面有他们永远的牵挂

  张庸,1957年至1985年在重庆图书馆工作,副研究馆员,1982年市劳动模范,四川省先进文化工作者。女儿张建宇,1978年至2013年在重庆图书馆工作

  前身是民国政府于1947年设立的“国立罗斯福图书馆”,为当时我国仅有的五个国立图书馆之一。1955年6月,新的“重庆市图书馆”开馆,总部移址枇杷山。2007年6月,投资3亿的重庆图书馆新馆在凤天路落成,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,馆藏文献460多万册(件),形成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民国时期出版物、古籍线装书、联合国资料三大馆藏特色

  2009年,在西部地区率先免费开放,并实现了主城“一卡通”通借通还服务、24小时城市书房、数字云阅读体验室、人机互动体感阅读设备等现代化服务

  当时图书馆书籍来源主要分三大类,一是从书店购置。新华书店凡是来了新书,首先要留一本给重图;二是来自单位或个人捐赠。重庆图书馆里有4083册珍贵的藏书,是一位“刘老太太”捐赠的,这个“刘老太太”不是别人,正是开国元帅

  1951年,一位女性读者来到图书馆,捐出了《史记》《二十四史》《资治通鉴》等一大批图书,以及《蜀中先烈备征录》等巴蜀地方史志,涉及文史、印谱、书法等多个种类,有线装书、平装书、期刊。在登记姓名时,她写上了“刘老太太”的名字

  这个神秘的“刘老太太”,直到1980年代,之子刘蒙造访重庆图书馆时,才确认这些书都为当年父亲派人秘密捐赠,书中批注的笔迹均出自。原来,在重庆解放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时读了大量书籍,1951年2月,他离开重庆赴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,出发前派人给这些书找到了“家”。为了避免引起太多关注,才化名“刘老太太”

  由于旧馆没有通风设备,每天上下班必须开关窗,保持空气流通。罗斯福图书馆底楼阴暗潮湿,“晒书”是必做功课,否则容易生虫

  院坝里铺上塑料布,摊开一地的书,一本本地晒。书虫通常藏在书背,每个人蹲在地上,拿着木槌敲打书背,把书虫敲出来。既不能敲重了,防止损伤书籍,又不能太轻。满院都是“砰砰砰”的响声。“晒”好了,抖一抖,书页里满是阳光的气息

  由于阅览室陈列的书有限,大部分书都在一楼的书库,读者不能随意进入。在这个迷宫一样的库房里,张庸却轻车熟路,比在自己家都熟悉

  读者要找哪本书,得先去目录卡片柜,像是装中药的抽屉,小抽屉里面码得工工整整的卡片,分门别类,记录每本书的信息

  当时借书很有仪式感:二楼的柜台工作人员接过读者交来的借书单,装进一个像打米的木斗状篮子,牵着绳放入水井一样的垂直通道,一边“当当当”摇铃,一边将绳子慢慢放下去

  一楼库房的工作人员听到后,熟练地接住吊下来的篮子,取出卡片,去库房找到书,把书放进吊篮,又摇响铃铛,二楼的工作人员听到后将篮子拉上来,把书交到读者手上

  1957年的三月,正是莺飞草长的时节,两路口马路两旁盛开的白玉兰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芬芳。头一次去重庆图书馆报到的张庸换上了崭新的中山装,他心里美滋滋的,心想,以后可以免费看书了呢!在这个全市书籍最多的地方,满屋的书香,不知不觉就陪伴了他近三十年

  今年93岁的张庸老人是重庆图书馆资历最深的馆员之一,他与重庆图书馆的缘分一直持续到了下一代,61岁的女儿张建宇是“图二代”。父女俩把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都留在了重庆图书馆。张庸至今还保持了一个习惯——他每天要做报摘,细心地编上字母名录,就像他当年在图书馆一样

  来到重庆图书馆,他才了解到,这里的藏书竟然如此珍贵和丰富。原来,抗战时期中央图书馆迁返南京后,除了将该馆在渝馆藏全部移交给罗斯福图书馆外,又接受各方捐赠、交换、购置,不仅藏有中文和外文图书16万多册,中外期刊400多种,且拥有大量珍本、善本,其典藏量在当时全国仅有的5个国立图书馆中名列前茅

  然而在1950年代,很多人还不了解重庆图书馆,办证读者不到一千人。他和同事们走上街头,在解放碑、两路口,散发油印的传单。“图书馆收不收费呢?”“那些书可以卖吗,多少钱一本?”是张庸遇到最多的问题。慢慢地,读者多了起来。馆门口立有一块宣传栏,只要有新书到,就在栏上写出来。经常有人掏出钢笔认真记下书名,要是遇到一本特别中意的书,就像小孩子得到一件心爱的玩具,高兴得手舞足蹈

  最初的读者证外形与银行存折相似,来借一次就登记一次,规规整整写上书名、借阅日期、归还日期,每次可以借3本书

  很多单位缺乏生产资料,就来图书馆查阅,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。因为罗斯福图书馆是联合国资料寄存馆,美、英、日等国的外文书籍和资料都有。“西方国家实行经济封锁,有的新书不愿卖给咱们,就通过香港购买,复印出来在国内传阅,这些秘密资料是不能公开的,必须凭单位介绍信才能借阅。”当时张庸还曾帮读者向莫斯科图书馆、列宁图书馆借过书,但中间必须通过北京图书馆“搭桥”,中转一道。往往要历经一个月,才能收到从国外寄到北京,又寄往重庆的图书

  当时进进出出图书馆的,相当一部分是工程师、医生、科技人员。张庸记得,重庆第一台民用缝纫机出自磁器口的一家工厂,设计者就经常来图书馆查阅资料;重庆第一辆客车出厂,也与图书馆有渊源。发动机如何设计,车型如何?都是在重图里一边查资料,一边讨论出的答案

  图书馆阅览部专门开辟出五个小房间,供这些研发人员使用。他们整日泡在这些特殊的阅览室里,书籍和图纸摊开铺在桌上,带着干粮,能从开馆到闭馆呆上一整天。图书馆工作人员走路都踮着脚,生怕打搅了他们。里面通常安静得只听得到书页的翻动声

  让张庸特别自豪的是,在粮食紧缺的年月,袁隆平研发杂交水稻的团队去海南学习之后,也来图书馆查阅过资料。“新中国的建设,咱们图书馆功不可没啊!”时至今日,老人提及此事,喜悦还溢于言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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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庸在巴掌大的卡片上写下摘要,邮寄给读者,读者收到后,看到哪些有用,就会来图书馆借书。不方便来的,则委托工作人员复印了寄过去

  可更远的读者怎么办呢?张庸就把摘要汇编成一本农业参考资料,在国内发行了5000多册,全国各地的农村夜校、生产队、农科所,都有重庆图书馆的读者,连北京图书馆都来信索要资料,作为收藏

  凭着张庸提供的信息,天南地北的读者获得了丰收,把他们的新产品寄到重庆图书馆以表感谢。茄子、海椒、土豆,一个个圆滚滚的,个头硕大,用麻袋装着堆放在图书馆门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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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建宇从小就在书堆里长大,1978年进入图书馆(枇杷山总馆)工作。1983年,罗斯福图书馆原址修建了新馆,重建的5层大楼窗明几净,是周边最高的建筑

  张建宇负责图书采编,她发现,最初小说类书籍最受欢迎,到了1960年代,科技、工业类、农业类书籍受到热捧。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,公共服务、教育、马列著作、哲学书的需求多了起来,特别是外文书籍刮起一阵旋风。这个时候已可直接去外文书店采购,还会去到香港书展进行采购,不用再在北京“中转”

  1990年代,图书馆开始逐渐进入电子化,张建宇和同事专门去深圳学习电脑编目,一有新书,就用电脑输入系统,老的目录柜被电子查阅所替代。进入新馆后,完全实现了电子化,“存折”读者卡变为了电子芯片卡,开通了重庆数字图书馆,打造了“一卡通”通借通还服务,并且将馆藏抗战文献全部实现数字化

  2008年11月,罗斯福总统孙女安妮专程来重庆罗斯福图书馆,捐赠了一套关于罗斯福总统夫妇的资料。2011年7月,她再次来渝,捐赠了爷爷的头像,这也是罗斯福家族送出的唯一铜像。安妮对重庆图书馆的变化表示惊叹

  感到惊叹的不止安妮一个人。2007年,重庆图书馆新馆在沙坪坝区凤天路落成,当年八十高龄的张庸开心得像个孩子,在电子阅览室、报告厅,走了好几个来回都看不够。“美极了美极了!”他连连说了好几遍

  张建宇也退休了,但对图书馆的发展如数家珍。偶尔,天气晴朗的日子,她还会牵着爸爸去重庆图书馆逛逛,翻翻书,那里面有他们永远的牵挂

  张庸,1957年至1985年在重庆图书馆工作,副研究馆员,1982年市劳动模范,四川省先进文化工作者。女儿张建宇,1978年至2013年在重庆图书馆工作

  前身是民国政府于1947年设立的“国立罗斯福图书馆”,为当时我国仅有的五个国立图书馆之一。1955年6月,新的“重庆市图书馆”开馆,总部移址枇杷山。2007年6月,投资3亿的重庆图书馆新馆在凤天路落成,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,馆藏文献460多万册(件),形成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民国时期出版物、古籍线装书、联合国资料三大馆藏特色

  2009年,在西部地区率先免费开放,并实现了主城“一卡通”通借通还服务、24小时城市书房、数字云阅读体验室、人机互动体感阅读设备等现代化服务

  当时图书馆书籍来源主要分三大类,一是从书店购置。新华书店凡是来了新书,首先要留一本给重图;二是来自单位或个人捐赠。重庆图书馆里有4083册珍贵的藏书,是一位“刘老太太”捐赠的,这个“刘老太太”不是别人,正是开国元帅

  1951年,一位女性读者来到图书馆,捐出了《史记》《二十四史》《资治通鉴》等一大批图书,以及《蜀中先烈备征录》等巴蜀地方史志,涉及文史、印谱、书法等多个种类,有线装书、平装书、期刊。在登记姓名时,她写上了“刘老太太”的名字

  这个神秘的“刘老太太”,直到1980年代,之子刘蒙造访重庆图书馆时,才确认这些书都为当年父亲派人秘密捐赠,书中批注的笔迹均出自。原来,在重庆解放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时读了大量书籍,1951年2月,他离开重庆赴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,出发前派人给这些书找到了“家”。为了避免引起太多关注,才化名“刘老太太”

  由于旧馆没有通风设备,每天上下班必须开关窗,保持空气流通。罗斯福图书馆底楼阴暗潮湿,“晒书”是必做功课,否则容易生虫

  院坝里铺上塑料布,摊开一地的书,一本本地晒。书虫通常藏在书背,每个人蹲在地上,拿着木槌敲打书背,把书虫敲出来。既不能敲重了,防止损伤书籍,又不能太轻。满院都是“砰砰砰”的响声。“晒”好了,抖一抖,书页里满是阳光的气息

  由于阅览室陈列的书有限,大部分书都在一楼的书库,读者不能随意进入。在这个迷宫一样的库房里,张庸却轻车熟路,比在自己家都熟悉

  读者要找哪本书,得先去目录卡片柜,像是装中药的抽屉,小抽屉里面码得工工整整的卡片,分门别类,记录每本书的信息

  当时借书很有仪式感:二楼的柜台工作人员接过读者交来的借书单,装进一个像打米的木斗状篮子,牵着绳放入水井一样的垂直通道,一边“当当当”摇铃,一边将绳子慢慢放下去

  一楼库房的工作人员听到后,熟练地接住吊下来的篮子,取出卡片,去库房找到书,把书放进吊篮,又摇响铃铛,二楼的工作人员听到后将篮子拉上来,把书交到读者手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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